推開門，與三百年坐在一起——維也納的咖啡館
帝國的客廳，從未平靜
維也納的老咖啡館，時常座落街角。大門往往設置在建築九十度角處。在門口張望，能把蛋糕似的建築立面，一口全攏進自己視線。
那也是一張老咖啡館的臉，承諾著：日子縱使駭浪驚濤，我也能熨平你心肩每一處皺摺，使時光溫順成夏日多瑙河，汨汨而安適、優雅地涓流。
推開門，玻璃鏡面短廊折射著光與人影，像萬花筒那樣，將感官包圍。廊道盡頭，櫃檯厚實，像有人在耳邊壓了滿手低音鍵。抬頭，滑音溜過，是侍者昂首穿梭的身影。忙完他帶你入座。或通常，他會蠻不在乎地說：坐哪都可以，任君挑選。
就算獨身造訪，侍者也可能領你去坐最大最豪華的位，按香港標準，那能擠上七個陌生人。在維也納，聳聳肩，那就是一個人的位子。
第一次遇到這情況，我有些驚惶。侍者神色自若，像是說，你坐下吧，我的闊氣來自底氣，與尊嚴一同，不可動搖，絕不勞煩你移動。
維也納咖啡館最富麗的那面，我覺得倒也不是裝潢，而是漫不經心的慷慨：就算客人只點杯 espresso，同樣隨贈這樣的照料與自由——好似所有累積，都經得起浪擲與揮霍。
沒人不喜歡這樣的。
然而，維也納咖啡館三百多年歷史，在不同時代，有些人被接納、有些人被排除——有些只是「妳別去那」，有些則是致命的。
記取歷史教訓，維也納至今依舊是整個奧地利裡頭，最左傾自由的城市。這在平常街上也能看見。
稍早，我們在一間新式咖啡館裡坐著，服務生靜靜把原本敞開的門關上，接著警車慢慢駛過，幾位警察步行走在前方，後面跟著三個敲手鼓的人們，有一點詭異的慶典氣氛，但仔細一看，舉的旗子，是奧地利國徽旗，中間印著一隻老應，通常是 FPÖ（奧地利自由黨）或右翼團體才舉此旗幟，背板上，歐盟旗和 NATO 被打了一個大紅叉——這是右派的遊行。
在其他歐洲大城，這都可能是龐大喧鬧的，但在維也納，隊伍人數很少，不到 100 人，他們路過的神情與步態，有著右派少見的膽怯，使我直覺，他們在這座城裡是相對少數。一查，也是如此。
近一兩年，維也納街頭最大規模的示威，是反右的遊行——數萬市民走出來，抗議右翼政黨（FPÖ）拿下全國最高票，要求保守黨不要與 FPÖ 合作執政。示威聲浪之大，在西歐主要城市少見。
這不算扯得遠，維也納在歷史上，相比奧地利其他部分，一直是更開放的城市。奧匈帝國時期，它是帝國中心，也是東西歐的文化交會點。帝國崩潰後，新共和國成立的過程，維也納往左走，其他省份，尤其農村地區則大幅右轉。
左傾的維也納，也珍惜地保留了帝國遺跡。我常覺得，一個帝國有多強盛，要看它首都文化有多混血——食物、以及城市裡的公共空間，就是最好證明。
蘋果捲，走的是歐洲絲路
Apfelstrudel，蘋果捲。沒有人來維也納會錯過這道甜品，它也是奧地利人旅外票選第一名的鄉愁食物。大概相當於台灣人的珍奶，就是那種，在台灣也不是每天喝，甚至嫌甜，但出國超過三個月，某天一定會突然想喝上一口。
Apfelstrudel 酥皮薄如蟬翼，裹著肉桂蘋果和葡萄乾，撒上糖粉，有些咖啡館，會附上天堂般的香草淋醬。
它的源頭，是巴克拉瓦——鄂圖曼帝國的堅果甜漿糕點，15、16 世紀隨著帝國擴張傳入匈牙利，再傳進維也納。
維也納師傅接手之後，把餡料換成本地的蘋果與肉桂，把甜漿換成香草奶油，把那張薄皮做得更有彈性、更酥脆。
從鄂圖曼帝國出發，穿越匈牙利草原，落腳奧地利廚房，走了一趟歐洲絲路，成為今天模樣。一口咬下去，吃到一段帝國遷徙路線。
維也納傳統甜點，幾乎沒有一道是純粹「本地的」。咖啡也是。
最早，維也納人是不喝咖啡的。維也納咖啡館，如今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，是土耳其人帶來的。
咖啡館，最初是情報網絡的中心
臺灣外交官蔡慶樺曾駐維也納，寫了一本好看的《維也納之心》。他在書中，分享自己偶然在報紙上，讀到維也納咖啡館的身世：
「1683 年，第二次對土耳其戰爭，在其他天主教國家援軍支持下，維也納免於落入鄂圖曼帝國之手。土耳其軍隊撤離後，留下許多咖啡，維也納人接受這些儲備。」
土耳其人留下咖啡。開第一間咖啡館的，是亞美尼亞商人。
1685 年 1 月 17 日，一位皮膚深褐，會說土耳其語、阿拉伯語、鄂圖曼帝國各地方言的亞美尼亞商人 Johannes Diodato，因語言天賦、基督信仰，受託擔任維也納宮廷信使（courier），獲得獨家經營咖啡二十年特權，開設維也納第一間有牌照的咖啡館。
充滿傳奇色彩的 Diodato ，有人說他是間諜。
實情是，那個年代，商人和間諜的界線模糊：往返於伊斯坦堡和維也納的商人，知道棉花價格、也知道軍隊動向，宮廷信使需要這種人。
後來，Diodato 因為間諜醜聞離開維也納，遠走威尼斯——另一座以情報和面具著稱的城市。
咖啡館從第一天營業開始，就帶著情報交換的色彩，不是純粹「賣咖啡的地方」。後來成為各路思想交會之處，或許是一開始就被編碼的基因。
最初，只有男性可進入——這個最初，長達兩百年
我喜歡維也納，到近乎愛慕的程度，但也不打算過份塗抹浪漫色彩。
第一間咖啡館開設後，足足兩百年時間，女性不被允許踏入。兩百年不是一個靜止的圖像，它有幾個階段。
一、粗野的早期（1685–1720年代）——男人的菸、違法的牌
典型維也納咖啡館特色，此時成形：每杯咖啡附上一杯水，表示款待；撞球桌和紙牌遊戲進駐。
（在咖啡叔本華，以及許多老咖啡館，都仍有牌桌）
不過，玩牌在當時違法，有高額罰款。咖啡館因此帶點不法氣息，粗獷嘈雜，接近今天的撞球間或賭場邊緣。
二、轉捩點（1720年）——報紙進場、莫札特與貝多芬演出
1720 年，Café Kramer 成為第一家提供報紙的咖啡館，作家、藝術家和教授慕名前來，如飢似渴地閱讀那些從世界各地而來、帶有反君主色彩的文章。
報紙帶來世界思潮，思潮帶來辯論——這是咖啡館從「消遣場所」轉向「智識空間」的轉捩點。
18 世紀末起，咖啡館夏天開始提供現場音樂，莫札特和貝多芬，都曾在咖啡館演出。
三、政治壓縮、向生活退守（1815–1848年）——所有階級都來了
梅特涅時代，政治令人窒息，各社會階層開始光顧咖啡館，不同需求咖啡館開始出現——這是咖啡館第一次接近「民主」的時刻。但民主的邊界，依然停在性別這道牆前。
女性被排除的理由是「保護她們，免於粗俗與嘈雜的環境」。
是保護？還是維護？不平等的公共領域
理由一如既往地瞎。
1856 年，咖啡館開始讓女性擔任收銀員，負責發糖，讓人甜甜。女性顧客，最初只能坐在戶外座，1870 年前後，才慢慢被允許進入室內。
覺得很晚，對嗎？我也覺得。
不過，相比於維也納其他公共領域，咖啡館對女性的開放，居然還是早了半世紀。
同一個時期，女性還不能上大學、不能投票、在公共領域幾乎沒有任何正式的聲音。
1892 年，維也納才開設第一間女子文法學校；1897 年，第一批女學生獲准進入維也納大學，而且只能讀文科；1900 年才開放醫學院；1919 年，女性才獲准就讀所有科系。
這年的客人們，各自密謀翻覆世界
1913 年的維也納咖啡館，有幅讓歷史學家著迷的景象。
那年，希特勒、史達林、托洛斯基、佛洛伊德，同時住在維也納方圓幾英里之內。
他們之中，有些人是同間咖啡館的常客。
佛洛伊德會在看診前，把病人帶進咖啡館聊天；托洛斯基在咖啡館寫革命文章，每天像上班一樣去報到。希特勒在維也納流浪、被藝術學院拒絕、滿心憤憤不平，偶爾一屁股重重坐進咖啡館的角落。
他們之中沒人知道，將讓世界癲狂的另個人，可能在隔壁桌冷靜下棋，或者，是旁邊那位振筆疾書的偏執狂。
這讓我想起星際大戰裡，塔圖因星球的 Mos Eisley Cantina 的場景，以及許多科幻小說裡，帝國邊陲酒館的景象——不同星球物種，各懷鬼胎，在同一酒吧屋簷下，喝著飲料，謀劃改變宇宙的事，張力的弦繃到最緊。
1913 年後，這根弦應聲斷裂。
一戰來了，緊接著二戰也來了，大屠殺是歐洲最可怖的人性瘟疫，那些曾坐在咖啡館裡的知識分子、猶太人、革命者，一一被社會排擠、落單，有的死去，有的流亡。
從維也納咖啡館，到布達佩斯大飯店
寫下《昨日世界——一個歐洲人的回憶》的猶太裔奧地利作家 Stefan Zweig，預感到納粹即將吞併奧地利，流亡英國、再到巴西，最後在巴西寓所裡，以文字重建那座再也回不去的城。
他從哈布斯堡帝國晚期開始，一路寫到二戰爆發前夕。寫那段斑斕時光，以維也納的咖啡館為題：
「在咖啡館裡追蹤世界大事，與朋友圈共享著興趣，我們用二十、四十雙眼睛追蹤藝術世界的動態⋯⋯激戰就在這裡進行——關於潛意識，關於夢，關於新音樂、新的觀看方式、新建築、新邏輯、新道德。」
他記錄他歸屬的文明：跨越國界、以德語文化為骨幹、自由主義的歐洲，在兩場戰爭之間被摧毀殆盡。
維也納是那世界最璀璨的化身。失去維也納，是失去整個世界的縮影。
Stefan Zweig 寫咖啡館段落時，那一切已不復存。像一張褪色舊照片，裡頭的人對你微笑，快門按下，一陣大風捲來，將世界吹亂，人們被吹散，有人追著帽子匆忙離開、有人不幸翻下命運鴻溝，你不知道他們下落，你知道的是，照片裡的鄉愁有個名字，叫作平安，而那再也回不去了。
Stefan Zweig 寫下《昨日世界》最後一個字，妻子 Lotte 將手稿打字謄清，寄往斯德哥爾摩的出版社。寄出手稿隔日，他選擇與妻子雙雙結束生命。
《昨日世界》是回憶錄，也是輓歌。有些筆觸淡得像刷過臉頰的淚水，讀起來卻熱得發燙，令皮膚寸寸刺痛。
魏斯安德森著名電影《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》，靈感直接來自 Zweig 的這本回憶錄——電影裡，帝國正快速褪色，戰事從遠方進逼，文明在眼前逐一崩解，你毫無他法，只能以記憶和優雅，抵抗一切所知的正在消失。
我在住處附近的 Cafe Weimar 寫作，它從 1900 年營業至今，經歷了哈布斯堡王朝瓦解、一戰、二戰與大屠殺、維也納的重建。
我觸摸著菸草色為底的絨布座椅，曾經鮮豔的孔雀綠，點綴著南亞動物圖騰，如今看來，是磨損的帝國面容。
漆著深焙棕的飾壁護板沒有一點剝落，和侍者上漿的白襯衫一樣，朝氣而挺拔。橡木製的拱形窗框，替空間增添明度，篩進今日份的金色陽光。
我坐在這，一個台灣觀光客，在角落安適地寫作。今日的維也納，有著歐洲數量最多的公園、世界罕見的居住正義，幾乎是最好的路面運輸系統，富裕而安全。
這十年，維也納屢被票選為世界最幸福、最具綠意、最環保的城市，那是 Stefan Zweig 無緣親眼見到的半世紀之後。
踏入維也納咖啡館，為其華麗所懾服，也為那尊嚴與慷慨傾心。
而我知道，這份安適有其歷史厚度得來不易。它走過三百年，仍有可能，只是歷史上的一個偶然瞬間。
一席寧靜與咖啡一起端上桌，安適比奶油更豐厚，你期望它長久。
所以一次次回來，透過一杯杯咖啡挽留。
